「说谍」“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如何形成的

战争年代,在中共的隐蔽战线中,有个著名的政策,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也称“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形成的过程,恰恰是中共的隐蔽战线从懵懂、盲动到成熟,继而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做出不可或缺、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的过程,是经过中共中央根据斗争环境的变量,形势的转换,因时制宜的多次指示逐步发展而形成的、根本性的方针政策,对中共隐蔽战线工作具有十分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1927年4月中旬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各地军阀群起而响应之的反革命政变,让当时大部分公开的人遭到了血腥的屠杀,流淌的鲜血让中共领导层开始逐渐清醒,只有发展自己的力量才是硬道理。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武汉紧急召开八七会议,决定把党的活动方式从公开、半公开有步骤地向地下秘密状态转变。瞿秋白主持起草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指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秘密状态下党的工作的基本条件是“极严格的秘密规律”。此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要领导的秘密工作委员会,由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等保密工作文件,成为我党最早的保密工作文献之一。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又接着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指出“党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须的条件之一”是“严格的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1928年,在苏联举行的中共六大上通过的《中国组织决议案草案》指出,“在厉行之下”党“只能极端秘密的存在”,并要求在工作中“严守最秘密的规例”和建立秘密机关等;

1928年10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工作计划大纲》再次指出,党中央应把“秘密党的条件”作为“一切工作”的原则之一。这些关于要求保守党的秘密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党保存了有生力量。

但翻开沉重的党史,阅读文献和资料,实际上,当时就全国范围内的白区工作来说,这一时期中共依旧“没有从政治上着重地提出,使党确定的转变成为秘密党”,而且“一个公开党转变成为秘密党是一个最大而最烦难、最艰苦的任务”,中共在组织上是“大大的削弱了”,“数十万党员牺牲了,还有数万人被监禁着”(语)。中共在白区的工作,尤其是在北平、天津等地的工作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北方地区的中共组织大多数被破坏,损失惨重。1931年4月8日,由于原中央委员、顺直省委书记韩连会的被捕叛变,造成河北省委第一次大破坏,致包括省委书记徐兰芝、组织部长陈原道、秘书长刘亚雄、宣传部的王通(陈伯达)、刘宁一等13人被捕。

由于徐兰芝的叛变,6月26日,河北省委第二次遭到大破坏。省委书记殷鉴及胡锡奎、、廖划平、郭亚光、赖德等20多名领导干部被捕,廖划平、郭亚光、赖德叛变投敌,10月12日,河北临时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徐兰芝、廖划平、郭亚光、赖德等16名叛徒党籍。

11月12日,因叛徒胡敬民(陈伯英)的出卖,河北省委第三次遭到大破坏,省委代理书记马辉之、省委委员兼团省委书记王德等人被捕。(注:1930年8月,中共中央在顺直省委的基础上,再次重组北方局,贺昌任书记。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和中共顺直省委,成立中共河北省委。因此,当时的河北省委实际上担负领导和指导中共北方的工作)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上世纪三十年初,由于盲动和白区工作纪律不能严格执行,加之叛徒迭出,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李竹生、秦曼云和盛忠良等原本中共高层领导的连续叛变,让中共在白区的隐蔽组织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但总的来说,中共白区工作因“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而遭到惨重损失,即便是在中共的诞生地上海,中央机关不得不全部迁徙至中央苏区,隐蔽组织已经是惨淡经营,幸存的党员已经形不成力量,只能“深潜”起来。

基于这些情况,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央集中对白区斗争经验作出总结。多名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相近的看法。

1937年4月,在写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党在白区的工作应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机会去工作,以便使党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为了进一步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实现白区工作的根本转变,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国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由主持。张闻天、、彭真等都作了重要报告。

白区代表会议闭幕后,接见了上海等地的代表,在谈话中强调了白区工作要深入群众、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打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到稳扎稳打、逐步提高。他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的,地下工作要有长期打算,要善于积蓄力量;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群众运动要有真正的群众参加;开展群众工作,不要在乎群众的数量,而要稳扎稳打,逐步提高;要善于隐蔽精干,保存实力。

而就在“七七事变”的前几天,在上海的周恩来与刘晓、潘汉年的谈话也提及:放手搞群众工作不能离开荫蔽(即隐蔽,下同)的原则,要注意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抗战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不要因一时胜利而忽视了积蓄力量。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国共开始的第二次合作,进一步提出了中共国统区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十六字”方针在不断完善发展中呼之欲出。

193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中共被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的主要任务,是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

1939年5月26日,党中央在《关于在国统区保存党员干部的指示》中要求白区党的干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

同年10月7日,中央书记处向东南局和江苏省发出专电,强调地处敌占区的上海党基本方向应该是长期埋头苦干,积蓄力量,所以党的组织求精不求多,不应大量发展。

至12月,又提醒全党:“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1940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愈演愈烈,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把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加强对各根据地的“扫荡”与封锁,妄图不断蚕食和消灭敌后抗日力量。而统治集团内投降派的动摇、倒退、投降和分裂活动日益严重:二号人物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降,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在沦陷区成立了伪“中央政府”;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在继续抗日的同时,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整个抗战中,重庆一直在与日本秘密谈判),对中共干部则采取了绑架,暗杀等卑劣手段,如1938年,在西安暗杀了中共高级干部宣侠父;军中的顽固派则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不断策划行动,制造军事摩擦,直至掀起高潮。

中共在国统区内的环境似乎又回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坚持中共在国统区、沦陷区的工作,使中共的精干力量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中共中央总结长期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政策。

1940年5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的指示(即《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顽固派的进攻》),强调党在统治区的工作方针与“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两个月后,即1940年6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报告提纲《目前形势与我党政策》中又说:党在国统区执行隐蔽政策,精干政策。几个月后,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再次指出:“在敌占区和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这一指示对中共在国统区工作方针作了完整的概括。

“隐蔽精干”政策是中共多年与敌斗争经验中,在国统区的具体工作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绝不是龟缩起来,它与中共隐蔽战线中“三勤”“三化”政策是相辅相成的。1941年初,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又一次在合作中赤裸裸地对中共举起了屠刀,时周恩来提出:坚持以隐蔽为主,但在隐蔽中要做到“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要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同时,批评了消极的隐蔽埋伏思想和不讲策略、不讲方法的斗争。“十六字”方针和“三勤”“三化”是大后方中共组织巩固与发展的一个重大策略,不仅在抗战期间,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整个敌区(包括沦陷区、国统区,日汪顽我交错区域)。因此,敌区中共各级组织纷纷把贯彻“隐蔽精干”政策作为组织工作和隐蔽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积极传达与贯彻。

1941年2月25日,北方局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指出,“还有同志不了解中央关于敌占区工作所采取隐蔽精干与长期埋伏的总方针”,要求“必须正确了解与坚决执行中央关于隐蔽精干与长期埋伏的敌占区工作总方针”。继而在3月15日,中共北方局又发出《关于敌占区及接敌区工作的指示》,要求敌占区党组织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总方针,要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精干地发展组织,对敌伪军及伪政权,应采取长期争取与埋头苦干的方针,对两面汉奸,也尽力争取之。对广大群众则耐心团结教育,以便积蓄和准备反攻力量。在工作方式上,应注意秘密与隐蔽,力求职业化与群众化,争取合法与公开存在,设法深入敌伪组织和群众中去活动。

1941年4月15日至5月22日,南方局召开会议,总结研究中共南方的组织工作之经验教训,讨论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中央确定的组织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是很正确的,但这种政治路线是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保证才能完成。”他提出“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组织方针“还在发展中”,“要求我们对过去的经验加以检讨”。

5月12日,《陕西省委关于目前进行支部工作的指示》指出:“在目前国内外时局紧张变化,日寇有侵入陕西可能及陕西区域特务活动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党的组织任务是采取一切办法避免一网打尽的恶毒阴谋,保持党的组织存在。”为此,省委要求各级党委严格遵守“支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以目前大后方统治区域党的隐蔽精干、多交朋友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原则进行支部各方面的具体转变工作”这一组织政策。

8月24日,关于晋西南工作方针,中央书记处指示:党在晋西南阎的统治地区内的组织的基本方针,“应该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组织要短小精干,重质不重量”。

12月23日,山东分局对胶东城市工作作出指示,要求胶东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派绝对可靠的同志去检查整理,把庞杂松弛的组织给以改造缩小,把异己投机或有问题的分子给以洗刷,以便其合于隐蔽精干的政策。注意要把精干的、成分好的、能隐蔽的同志作为城工的基本组织,其余的即可做敌伪工作,等等。

至此,“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政策作为中共在敌区的工作要求,方针政策正式确立了起来。

而后,根据中共“隐蔽精干”政策,沦陷区、国统区的各级中共组织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自身建设。这些措施对防止敌人破坏,巩固和发展中共在沦陷区、国统区的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起到了重大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的“隐蔽精干”政策对大多数隐蔽战线的斗士们已经不适用,但是,还是有那么些甘愿为保卫新生政权继续“潜伏”的英雄们,如傅作义原来的秘书阎又文老前辈,山西的刘太保老前辈,河南的祁文山老前辈等等。还有不少至今仍默默无名的“隐蔽精干”群体中的前辈,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平,建设埋首一生。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中共地下斗争和隐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浓缩了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正反典型事例、历史人物、回顾中共百多年来的坎坷而伟大的历程及辉煌成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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